二、現(xiàn)當代文學評論

在現(xiàn)當代文學評論方面，對阿來等幾位著名作家作品的關注依然占據(jù)多數(shù)。但相對來說，幾乎沒有新穎觀點，因此不再贅述，相關研究者可自行查閱。下面介紹幾篇關于新作的評論文章。

李小平的《從苦難中走向寬容：民族心靈史的書寫——次仁羅布長篇小說〈祭語風中〉解析》（《西藏大學學報》第 6期）討論了次仁羅布新作《祭語風中》的思想內容。作者認為這部長篇小說描述了“一個心地善良、忠誠老實、普通平凡的僧人晉美旺扎苦難的一生”，關注了 20世紀 50年代至今西藏現(xiàn)當代歷史長河中西藏人的心靈史，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文章從三個方面討論了小說所展現(xiàn)給讀者的特點：首先，“苦難”主題是小說通過主人公經歷的幾次典型歷史事件如“文革”等烘托表達的；其次，在這些包括苦難在內的生活歷史進程中，主人公卻表現(xiàn)出了異常的忍耐特點，作者認為這是主人公所奉行的瑜伽修道士米拉日巴一樣的“信仰”和“愛”的力量，支撐著主人公的精神；最后，更進一步的是，在民族宗教信仰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超越一般信仰的藏民族所具有的“寬容”精神，才是小說所熔煉而成的民族心靈的精華。

孔占芳的《雪域生態(tài)的憂郁與建構——讀阿頓·華多太的詩集〈憂郁的雪〉》（《青海師范大學民族師范學院學報》第 2期）討論了青年詩人阿頓·華多太的詩集《憂郁的雪》中的核心主題“生態(tài)文學”所具有的特點。作者認為阿頓·華多太的詩集《憂郁的雪》創(chuàng)作于 20世紀 90年代，這些作品與 20世紀 50年代開始的藏族作家的漢文創(chuàng)作相比，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它關注雪域高原的“生態(tài)問題”。正如從其詩作中所感受到的，20世紀 90年代開始的工業(yè)化和城鎮(zhèn)化不僅是改變雪域高原貧困的生產力，同時又是造成自然生態(tài)破壞和家園荒蕪的真正原因。因此詩人懷著雪域高原的宗教情懷，悲憫于那些因生態(tài)破壞而流離失所的“眾生”的悲慘命運。由此，在其詩作中，詩人對人類前途的擔憂和祈愿護佑生態(tài)的高尚理想和品格，阻止生態(tài)惡化的強烈愿望和奮戰(zhàn)、禳解風沙侵襲的戰(zhàn)斗精神，給人們保護生態(tài)家園、與惡化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做斗爭的精神和勇氣，也給予人們建構生態(tài)家園的感召力和精神力量。

文玲、任美衡的《藏族當代漢語文學批評的歷史發(fā)展與學術建構》（《當代文壇》第 2期）總結了 20世紀 80年代起藏族作家漢語創(chuàng)作的文學批評概況。作者認為，藏族當代文學研究大致可劃分為三個時期：1980年代初期、1980年代末至 1990年代、21世紀以來。第一個時期，由于文學創(chuàng)作本身帶有較強的意識形態(tài)特色，評論者大多也從“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角度來分析評價作家作品，因而主要采用了社會歷史批評的方法。第二個時期開始從文學主體論、審美論角度評論藏族當代文學。第三個時期引入原型批評、生態(tài)批評、文化批評、比較研究等西方后現(xiàn)代文藝理論，從藏族當代文學的民族性和現(xiàn)代性、藏族雙語作家文化身份認同等角度關注藏族當代文學與傳統(tǒng)文化、民間文化、宗教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關系。盡管這些評論取得了可貴的成績，但是也存在諸如大多數(shù)研究者不能持續(xù)關注、缺乏藏語文知識背景等問題，這是今后研究中應予以提高和解決的方面。

索朗旺姆、格桑平措的《更敦群培大師〈金穗——智游列國漫記〉中詩歌及其英漢譯文賞析》（《西藏大學學報》第 4期）評析了更敦群培《金穗——智游列國漫記》中創(chuàng)作的一些詩歌的漢英文翻譯特點。作者認為，從原作來看，更敦群培的這些詩歌總體上具有“嵌字詩、偈頌詩和白話詩”的三種文體特點，但總體上來說語言精彩美妙，通俗易懂；有的慷慨激昂、氣勢磅礴，有的諷刺詼諧，有的惆悵無奈。漢文譯者格桑曲批（2012）和英文譯者圖丹金巴、Donald S.Lopez Jr（2009），盡管翻譯風格稍有不同，但都很好地傳達出了原作的神韻。這種譯作對了解藏族文學和藏漢—藏英翻譯的發(fā)展會有很大的幫助。

李彬的《少數(shù)民族母語文學〈走出去〉的困境與出路——以現(xiàn)代藏語文學作品在日本的譯介為例》（《西藏大學學報》第 3期）一文，介紹了幾位藏族作家作品的日文翻譯的特點。作者認為 2012—2015年，藏族作家端智嘉的《藏族新文學的曙光——這里也有一顆劇烈跳動的心》、萬瑪才旦的《藏族文學的現(xiàn)代——尋找智美更登》、德本加的《哈巴狗收養(yǎng)記》、拉先加的《等待降雪》的藏語文學作品陸續(xù)翻譯成日語，在日本出版發(fā)行，具有深遠的意義。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國少數(shù)民族的文學作品不僅在國內不受重視，就是在國外也沒有得到很好的介紹；另一方面，正如以上著作的翻譯者之一大川謙作就曾指出日本學者更多關注的是漢語藏文學，這便導致在日本藏語藏文學和漢語藏文學長期以來的非對稱性發(fā)展，原汁原味的藏語藏文學被人遺忘是件憾事。在此層面上講，近幾年日本藏族文學研究會的譯介活動意義深遠。因此，作者認為，改善這種困境的關鍵在于重視少數(shù)民族母語文學翻譯者的培養(yǎng)。因為譯者是文學作品能夠“走出去”的靈魂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