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吐蕃、宋

本年度吐蕃歷史的研究主要可以分為唐蕃關系、制度文化、社會經濟三個方面。唐蕃關系方面，林冠群的《唐蕃舅甥關系釋義》（《中國藏學》第 2期）一文對唐蕃“舅甥”關系的意義及雙方對此的理解做了分析。文章認為，在文成公主進藏的歷史階段，唐為岳父居于尊位，吐蕃為女婿居于卑位，二者尊卑位序相對清楚。到金城公主進藏，“舅甥”（dbon zhang）關系的提法才逐漸形成。但是在使用中，吐蕃將“甥”置于前方，“舅”置于后方，而為“甥舅”關系，與唐方所使用之“舅甥”順序相反，充分體現(xiàn)了唐蕃處于各自解讀的情境。作者指出，對吐蕃來講，“舅甥關系”只是用來作為對唐的外交辭令，需要之時掛于使者嘴邊或寫入國書，不需要時則棄如敝屣，是為操控對唐朝和戰(zhàn)之工具。同作者的《唐代吐蕃建構天下秩序初探》（《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第 4期）一文就吐蕃的天下秩序觀進行了探討。公元 7世紀中葉吐蕃崛起以后，于歷朝對外擴張過程中逐步建構了“以吐蕃贊普系天子下凡，入主人間”概念為中心的吐蕃型天下秩序，作者認為，這種觀念恰是唐朝天下秩序觀的體現(xiàn)，吐蕃仿造唐朝之天下秩序觀并用以與唐王朝相抗衡。在《武則天時期李唐反擊吐蕃之探討》（《西藏民族大學學報》第 3期）一文中，林冠群指出，唐蕃二百余年交手互動的過程中，除卻唐太宗貞觀年間與唐玄宗開元年間以外，均敗多勝少，而武則天當政時期是少數(shù)能與吐蕃相抗衡的時期。究其原因，主要除了武則天本身的果決能斷以外，知人善任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例如重用郭元振。另一方面，促成武則天能擋住吐蕃予取予求的能耐，也是因吐蕃內部發(fā)生重大矛盾。

石越在《論唐蕃經濟交往》（《西北民族大學學報》第 6期）一文中指出，與唐的經濟交往是吐蕃得以持續(xù)生存發(fā)展的必要條件，同樣，唐朝也不能離開吐蕃而獲得足夠的戰(zhàn)馬和牛羊牲畜，雙方之間合作和互補性逐漸增強，逐漸形成了誰也離不開誰的局面，漢藏之間形成了“共同的經濟生活”，不僅表現(xiàn)為因經濟互補性所帶來的共同經濟利益，還表現(xiàn)為經濟生活共同因素增多、相似性增加，這正是吐蕃部族合類性和唐朝民族合類性逐漸增長的體現(xiàn)。

吐蕃制度方面，本年度有好幾篇論文涉及吐蕃的告身制度，比如上述王東《吐蕃王朝政治生態(tài)環(huán)境考述——以告身為中心》，以及陸離《關于吐蕃告身和大蟲皮制度的再探討——英藏新疆米蘭出土古藏文文書 0r.15000 ／ 268號研究》（《藏學學刊》第十四輯）等。關于吐蕃的告身制度，以往的研究大多認為是對唐代官階章飾的借鑒模仿，而王啟龍和牛海洋的《吐蕃告身名稱流變考》（《民族研究》第 4期）一文對此提出了質疑。文章梳理了吐蕃告身的發(fā)展脈絡，通過對名稱流變的分析，認為吐蕃告身并不是松贊干布時期學習唐朝仿制的產物，其起源要更早；吐蕃告身與中原歷代王朝表示官員身份等級尊卑的告身有本質的不同，它不是嚴格的官之章飾，而只是一種褒獎制度。藏文告身史料中，幾乎所有的告身都是賞賜的，而不是任命的。

張旭的《吐蕃的王族葬禮——兼論松贊干布卒年》（《敦煌學輯刊》第 4期）一文涉及吐蕃的喪葬制度，文章以敦煌古藏文文獻《吐蕃大事紀年》為基本材料，通過分析吐蕃王室成員的葬禮過程，介紹了王室成員去世、停厝、剖殮、發(fā)喪、入土等儀軌，認為可以與 PT1042喪葬儀軌文書的記載相互佐證，基本展現(xiàn)出了吐蕃王室成員葬儀習俗的概貌。文章進一步通過對比漢文正史史料與《吐蕃大事紀年》，糾正了漢文史料中有關吐蕃贊普逝世時間的記載，藏文寫卷僅記載永徽元年（650）吐蕃隱匿贊普祖父的遺骸，但是沒有逝世時間的明確記載。依據(jù)當時吐蕃王室喪葬禮儀，永徽元年隱匿遺骸，那么，前一年即貞觀二十三年（649），應該是松贊干布逝世時間。

吐蕃社會經濟方面，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原總干事多杰才旦先生的《吐蕃研究二三題》（《中國藏學》第 S1期）一文就吐蕃史研究中幾個“具有典型性的問題”，分別闡述了個人意見和看法，比如吐蕃興衰的內外原因，作者從地緣文化環(huán)境、領袖人物的個人因素、文化吸收和融合中的拉動和牽制效應等方面進行了分析。關于吐蕃的社會性質問題，作者認為是封建農奴制，而不是奴隸制。另外，文章還從文獻記載中的絲路吐蕃道，青藏高原民間通道的特點，內地入蕃諸通道，吐蕃與西亞、南亞與東南亞的通道等幾個方面探討了絲路吐蕃道的交通路線問題。

陳曉偉在《論吐蕃王朝的行國政治——兼論“國都邏些說”》（《中國藏學》第 3期）一文中依據(jù)文獻中吐蕃贊普牙帳的季節(jié)性移牧，敦煌藏文文書“大事紀年”所見贊普巡歷制度，贊普駐夏、駐冬、政令決策、接見外邦使節(jié)等“逐水草無常所”的特點，指出吐蕃王朝實際上具有鮮明的“行國政治”特色，政府官員扈從贊普及其大拂廬，組成一個移動遷徙的中央政府，常年在夏季草場和冬季草場之間遷徙游牧。因此，學界通常所說的吐蕃“國都邏些說”應該是受到其佛教文化中心地位及藏漢文記載傳統(tǒng)的影響，其真實性值得懷疑。

本年度關于宋代吐蕃史的研究相對較少。其中馬旭俊和楊軍在《唃廝啰政權的興起與青唐道貿易》（《西藏大學學報》第 3期）一文中就唃廝啰政權的興起原因做了探討，認為其中的經濟因素是根本原因。文章梳理了吐蕃王朝滅亡后河湟地區(qū)藏族部落的生存狀況，認為長時期的政治無序與物資相對匱乏狀態(tài)，喚醒了河湟吐蕃諸部關于一統(tǒng)秩序的歷史記憶與現(xiàn)實向往（吐蕃政權），并意圖以“贊普苗裔”為歷史共鳴凝聚吐蕃舊部，遂有了唃廝啰的出現(xiàn)。隨著黨項的崛起，河西吐蕃、回鶻諸部投奔唃廝啰，青唐地區(qū)商貿開始繁榮興盛以及宋朝出于“以夷攻夷”的目的賞賜冊封等，使得唃廝啰有了充足的人力、物力構建政治階序，唃廝啰政權也由此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