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多元文化交流

文化從其形成的內部因素來說，是一種積累與沉淀的過程，而從其形成的外部因素來說，是一種交流與相互影響的過程。藏族文化，尤其是藏區(qū)宗教，從古至今從未間斷過與其他文化與宗教之間的交流。2010年度，多元文化交流的研究也呈現(xiàn)了上升的態(tài)勢，但研究的視角從原來的漢藏文化與宗教之間的交流有所轉移，集中出現(xiàn)了一批研究國外宗教在藏區(qū)傳播或交流方面的學術性成果。如：馬明忠的《近代青海地區(qū)基督教傳播的特點及社會影響》（《青海民族研究》第2期），對基督教在青海地區(qū)的傳播特點做了分析。文章認為近代青海地區(qū)的地理環(huán)境、政治制度、經濟形態(tài)、文化體系、民族構成、宗教信仰、價值觀念等，影響了基督教在青海地區(qū)的傳播和發(fā)展。傳教士們制定適合青海地區(qū)的傳教方法，是根據他們活動的區(qū)域范圍而定的。從近代青海地區(qū)傳教士活動的軌跡來看，傳教士能夠深入內陸艱苦地區(qū)頻繁活動，與廣大民眾接觸，為本國政府政治、經濟和軍事服務的同時，也在完成傳播基督教的使命。雖然傳教士在青海地區(qū)的活動并沒有取得他們所預期的效果，但基督教在青海地區(qū)的傳播，有效地促進了青海與西方社會和中國內地的交流。

敏文杰的《西藏昌都伊斯蘭教的傳承與發(fā)展》（《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中，首次全方位向讀者介紹昌都穆斯林的來源與現(xiàn)狀，為相關研究人員提供了一份較為翔實的資料，填補了中國伊斯蘭教研究的一段空白。

拉先的《論藏族對印度因明學的繼承發(fā)展及特點》（《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1期）則從發(fā)生學的角度對藏族如何繼承和弘揚印度古代因明學，在繼承的基礎上怎樣使其逐漸本土化，如何形成具有鮮明特質的藏傳因明學，從而使其成為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等方面進行了考釋。

旺多的《外來僧人對吐蕃佛教及佛經翻譯方面的貢獻》（《西藏研究》第1期）認為：在古代，異地文化的吸收和傳播常常將宗教作為一個重要載體來實現(xiàn)。佛教在西藏是一種外來宗教或外來文化，因此外來僧人在吐蕃佛教發(fā)展史乃至吐蕃史上占據重要的地位，成為吐蕃時期佛教傳播、佛經翻譯、佛教本土化的重要力量。文章著重探討了吐蕃時期外來僧人在佛教傳播及佛經翻譯方面的貢獻以及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

班班多杰的《試論藏傳佛教的“宗派無偏向”與宗教對話》（《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6期）一文認為：在當代世界范圍內興起的“宗教對話”論域與近代藏傳佛教著名學者嘉樣欽則汪波、貢珠元丹嘉措等所倡導的“宗派無偏向”運動之間有一種內在的關聯(lián)。這說明，古今中外的學者之間有共同的運思取向和思維規(guī)律，我們應充分利用藏傳佛教關于“宗派無偏向”的學術資源來豐富、提升和發(fā)展有關宗教對話的框架體系和思想內容。

周拉的《蓮花戒與摩訶衍的思想比較研究》（《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2期）認為，“頓漸之諍”是漢藏佛教交流史上規(guī)模較大、影響深刻的一次交流，也是一場高水平、深層次的漢、印、藏三地佛教的對話。學術界對“頓漸之諍”的思想焦點爭論不定、觀點紛紜。文中以藏文文獻、修習次第論，及敦煌出土的漢文文獻、頓悟大乘正理訣為依據，從五個方面歸納、總結了“頓漸”兩派在思想教義及修持方法方面的差異。師存勛的《試論“燕行錄”中藏傳佛教消極形象產生的原因》（《青海民族研究》第2期）認為：明亡后，清雖入主中原，但朝鮮李朝并不以中華正統(tǒng)視之。朝鮮李朝認為清朝為“夷”、“胡”，“滿蒙聯(lián)姻”中的蒙古人是清朝的“幫兇”，是獰悍之屬。而正因如此，加之朝鮮李朝自立國伊始即已確立崇儒抑佛政策以及朝鮮與中國藏區(qū)相去甚遠等因素，朝鮮李朝對于中國滿、蒙古、藏等少數民族所信奉之藏傳佛教有著認知上的偏差和情感上的極大排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尕藏加今年出版了一部關于藏區(qū)文化生態(tài)的專著，即《藏區(qū)宗教文化生態(tài)》（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該書分上編（綜合研究）和下篇（個案研究）兩部分，不僅從歷史與理論的層面探析了宗教文化與自然、經濟、社會之間業(yè)已存在的縱橫交錯的互動關系，而且從個案和實證的角度對當前藏族地區(qū)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寺院文化功能、百姓宗教信仰和僧侶宗教生活等方面進行了深度分析和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