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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研究(漢文部分)——民間文學及《格薩爾》研究

發(fā)布時間:2021-11-19 14:48:20 | 來源: | 作者: | 責任編輯:

(三)民間文學及《格薩爾》研究

在民間文學研究中,《格薩爾》史詩的研究成績尤為突出。

首先,2009年度由西藏社會科學院在拉薩主持召開了“2009年全國《格薩(斯)爾》學術研討會”。此次會議收到論文37篇,其中漢文論文有27篇。這些論文討論了《格薩爾》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問題以及相關《格薩爾》史詩的文化內涵、藝術特色、說唱藝人等方面的內容,這次盛會在如何保護《格薩爾》史詩藝人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

其次,僅從數(shù)量上來看,2009年度在漢文學術刊物上有40多篇研究《格薩爾》史詩的論文發(fā)表,并出版有一本學術論著。該論著即平措的《〈格薩爾〉的宗教文化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本書是作者多年來研究《格薩爾》史詩的一個總結性成果。全書包括“前言”和七章正文,其中第七章有關《格薩爾》的風物遺跡內容為措吉所著。全書討論了《格薩爾》學、藏族的“萬物有靈論”、苯教文化、佛教文化、《格薩爾》藝人、《格薩爾》中的義利思想等內容。作者梳理了《格薩爾》史詩中所蘊涵的藏族從原始社會至今的各種宗教思想內容,透徹分析了這些宗教思想在《格薩爾》史詩中的豐富內涵,具有獨到的見解;另外作者對《格薩爾》學的思考和《格薩爾》藝人類型的論述也別具特色,值得引起學界關注。

而發(fā)表于學術刊物上的論文,集中討論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如《格薩爾》史詩的文化內涵、《格薩爾》史詩的語言及結構特色、《格薩爾》史詩藝人的保護問題以及相關《格薩爾》史詩的其他藝術等,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其中有兩篇論文值得介紹,這就是曼秀·仁青道吉的《關于傳統(tǒng)<格薩爾>早期版本》(《西藏研究》第5期)和諾布旺丹的《<格薩爾>伏藏文本中的“智態(tài)化”敘事模式——丹增扎巴文本解析》(《西藏研究》第6期)。曼秀·仁青道吉德的論文從其所見的111部手抄本和木刻本出發(fā),通過作者認為的“六道工序”辨認出這些抄本和刻本的“傳統(tǒng)”特性,即是否是抄本或刻本、傳承和整理者、文本的出處、是否有異文本、完整程度以及是否具有傳統(tǒng)意義;作者又通過設定“六大特征”來辨別一個文本的傳統(tǒng)意義:歌詩、情節(jié)、曲調、氏族和部族、曲調、古字詞以及措辭。最終分辨出具有傳統(tǒng)特點的35部早期《格薩爾》史詩文本。盡管這些討論在方法論上和部本結構的安排上尚有不足之處,但這種分析真正推動了《格薩爾》史詩研究的前進。

諾布旺丹的論文同樣如此。作者運用近年來在中國史詩學界逐漸興起的“口頭程式理論”來解釋作為傳統(tǒng)藏傳佛教思想下出現(xiàn)的一類掘藏《格薩爾》藝人——“智態(tài)化”藝人丹增扎巴的創(chuàng)作特色。作者通過幾年來的調查研究發(fā)現(xiàn),此類藝人比起一般的掘藏藝人更注重內心清靜狀態(tài)下呈現(xiàn)出的原始智性的創(chuàng)作,而不像“意念”掘藏藝人那樣更多受制于宗教理論的束縛;進而作者又證明此類作為用文字創(chuàng)作的藝人,其作品完全符合“自撰口述性藝人”的特點,是真正意義上的民間藝人。這種研究暫且不論受到了上世紀80年代以來《格薩爾》藝人研究中形成的分類方面的限制,從此類藝人概念的提出與分析上來說,其成績還是值得肯定的。

2009年度討論最多的問題依舊集中在《格薩爾》史詩中的文化內涵方面。其中有三篇論文值得推薦。馬都尕吉的《藏族神話與英雄史詩》(《長江大學學報》第1期)討論了《格薩爾》史詩中表現(xiàn)出來的藏族神話內容如“創(chuàng)世神話”、“人類起源神話”和“自然神話”以及受到苯教和佛教影響的神話等內容,指出沿著社會歷史的進程,《格薩爾》史詩在吸收此類神話內容的同時,逐漸確立了部落時代的“現(xiàn)實”特色,淡化了神話內容,最終成為了一部民族史詩。此類研究繼承了蘇聯(lián)學者如梅列金斯基的史詩起源研究的風格,具有一定的價值。元旦的論文《論<格薩爾>史詩中的過渡禮儀及其儀式原型——以<賽馬稱王>為例》(《民族文學研究》第4期)探討了《格薩爾》史詩中的主要部本之一《賽馬稱王》所反映的民俗內涵。正如作者所提出的史詩主人公格薩爾通過“分離”、“過渡”和“聚合”三個階段,完成了從“丑陋角色”到“神奇國王”的轉換。這個過程正是《賽馬稱王》的主題,也反映了民俗學上如范·海耐普《通過儀禮》中提出的成年儀禮的一般過程,從而映證了《格薩爾》史詩所具有的一般民俗特性。另外一篇論文是郁丹的《英雄、神話和隱喻:格薩爾王作為藏族民間認同和佛教原型》(《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此論文運用心理學和精神分析學的方法闡述了《格薩爾》史詩的主人公格薩爾在藏族民間社會的多重角色的認同特點,從“原型”到佛教的“菩薩思想”,乃至具有人類的普遍的原型品質,在格薩爾人物及民眾社會的期待和認同等方面進行了獨到的分析。其方法論值得引起關注,但從選取分析材料方面還需謹慎,比如降邊嘉措、吳偉的《格薩爾王全傳》具有編撰性質,應該說與藝人的說唱文本之間還有一定的距離。

關于《格薩爾》史詩及說唱藝人的保護問題研究,則有努木的《如何加強<格薩爾>說唱藝人工作——以藏北那曲<格薩爾>說唱藝人為例》(《西藏藝術研究》第4期),該文介紹了藏北豐富的《格薩爾》文化資源,特別是層出不窮的《格薩爾》說唱藝人。作者指出,現(xiàn)有的66名《格薩爾》藝人能夠說唱《格薩爾》總和為473部,其中有74部是獨有之部,因此藏北是名副其實的《格薩爾》藝人的故鄉(xiāng)。但當?shù)氐靥幤h、受社會經(jīng)濟條件所限,藝人生活艱難,其說唱沒能得到應有的保護和搶救。作者根據(jù)多年調查研究,提出了幾項保護和傳承措施:如建立“藏北《格薩爾》研究基地”、成立“《格薩爾》協(xié)會”等方式,加強政府部門的支持,提高藝人的生活待遇,加緊制訂搶救和保護措施。以及強化與學術機構的合作,推動《格薩爾》藝人的有效保護與傳承。

關于《格薩爾》的音樂曲調、唐卡繪畫以及藏戲藝術方面,則歸入藝術研究領域,此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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