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這篇文章中，筆者將向大家簡要介紹意大利佛教和藏學研究的歷史中最重要的部分

我們先從引用朱塞佩·圖齊(Giuseppe Tucci，1894—1984)的一段話開始，他是現(xiàn)代藏學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意大利最負盛名的東方學家。

筆者這里要引用的圖齊的著作是1949年出版的《意大利與東方》(Italia e Oriente)，其中包含的信息相當豐富，對歷史研究方法的討論也非常全面。但是，由于這部著作還沒有翻譯成其他文字，所以基本上仍然不為大眾所知。

在描述意大利與東方的歷史關(guān)系時，圖齊意識到意大利人努力探索與亞洲相關(guān)的知識的普遍價值，這個行動意義重大，因為，如圖齊自己所說，意大利人對亞洲的探索是在不受殖民思想和政治利益的支配下進行的。

在這個世界上，分裂的力量遠比團結(jié)的力量更積極和更加持久，人們更容易否定而不是肯定，總是沉浸在自己的想法里而不愿傾聽別人的意見。因此，對數(shù)百年來那些促使兩大文明——歐洲文明與亞洲文明相互接近的人和事銘記不忘，是合情合理的。這兩個文明相鄰且相互聯(lián)系，使得一方的活動影響到另外一方的歷史。[……]當然，我要談?wù)勔獯罄?，以及由意大利發(fā)起的活動，因為我覺得歷史既非由一個民族所創(chuàng)造，世界上的所有事件也不是靠一個最優(yōu)秀的民族的智慧、勇敢所能造出的；更因為我覺得，在聲勢浩大的殖民事業(yè)、歐洲在許多地域尤其在亞洲的擴張結(jié)束后，無論是對東方奧秘的揭示還是在這些地方傳播西方的思想和藝術(shù)，意大利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似乎已經(jīng)完全被淡忘了。[……]所有這些揭示和傳播應該值得肯定，因為這些并不是冒險和貪婪的結(jié)果，而是一種由人類敏銳的認識促成的文化的慷慨和開明的交流。[1]

在筆者看來，以上這段話在很多方面都非常重要，本文就打算從這些話開始，因為它很好地表達了這樣的想法：我們今天在這里試圖要做的，是和大家一道，以一種友誼和學術(shù)合作的精神，在我們這些人和我們的文化中培養(yǎng)一種相互理解的精神，而這種精神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食糧。

2、意大利和意大利人在探索西藏的知識方面發(fā)揮的作用是不能被低估的[2]

首次在歐洲提供關(guān)于西藏和藏族文化的可靠信息的是兩個意大利人，他們是天主教圣方濟各會的喬瓦尼·達·柏朗嘉賓(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1182—1252)和鄂多立克·達·波代諾內(nèi) (Odorico da Pordenone，1265—1331)。

喬瓦尼·達·柏朗嘉賓是著名游記《蒙古史》(Ystoria Mongolorum，History of the  Mongols)的作者，該著作成書于13世紀40年代，對蒙古統(tǒng)治時期亞洲北部和中部的一些地方作了描述。喬瓦尼·達·柏朗嘉賓本人沒有到過西藏，但卻盡其所能地收集了蒙古商人和游客提供的關(guān)于西藏的信息。

同樣，鄂多立克·達·波代諾內(nèi)也到中亞游歷，并于1328年撰寫了一部記述其旅行見聞的著作。他說自己到過拉薩，并對該地有較為詳細的描寫。如果鄂多立克·達·波代諾內(nèi)所說屬實，他將是第一個訪問西藏首府的西方人。不過，他的記述當中有一些與實際情況不一致的地方，這表明他也像自己的前輩們一樣，只是簡單地收集了一些二手資料。[3]但是無論如何，他的著作《游記》(Itinerarum Terrarum，The Journey of the Lands)早在14世紀就以多種抄本的形式廣為傳播，最初以法語和意大利語抄本流傳，我們現(xiàn)在所能看到的原有的拉丁語和其他歐洲語言的抄本能夠說明這部著作流傳的廣度。

在這兩個天主教圣方濟各會修士之后，我們應該提到的最重要的意大利人無疑就是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伊波利托·德西德里(Ippolito Desideri，1684—1733)[4]。1716年，德西德里被允許進入拉薩附近的色拉寺學習，在那里，他成為第一個學習藏語的歐洲人。經(jīng)過刻苦學習，德西德里掌握了藏語，對藏族文化也有了了解，不僅翻譯了宗喀巴大師的名著《菩提道次第廣論》，而且還于1718—1721年之間用藏文撰寫了5篇文章，目的是宣傳基督教的教義和學說，駁斥佛教的輪回觀念和性空思想，其中的第五篇文章主要討論中觀學說，目前仍然未公開出版。在這些文章中，德西德里試圖運用印度和西藏的傳統(tǒng)辯論方式中的修辭技巧，接受與基督教的倫理思想基本不矛盾的佛教的道德學說。在這段時期，德西德里完成了他的《報告》(Relatione，Report)，《報告》內(nèi)容包括西藏的地理環(huán)境、政府組織、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風俗習慣、歷史、哲學和宗教等方面豐富的信息資料。遺憾的是因為在圣傳信部(羅馬)問題上跟圣教會的矛盾，德西德里這些珍貴的手稿和抄本一直埋沒在耶穌會檔案館或為私人收藏，從來沒有出版，直到 1875年，這些文獻才得以重見天日。20世紀50年代，盧西亞諾·伯戴克(Luciano Petech)將這部《報告》編注出版。[5]該文獻的英文全譯本出版于2010年。[6]

但是，德西德里不是這個時期唯一學習藏語的西方人，和他在色拉寺一起生活過一段時間的還有一位是方濟各會(一個小嘉布遣會修士)的弗朗西斯·奧拉濟奧·德拉·彭納(Francesco Orazio della Penna，1680—1745)。[7]奧拉濟奧在西藏生活了20多年(1716—1732，1741一1745)，期間除了相關(guān)的傳教使命和救濟活動，還深深地投入到相關(guān)研究活動當中。他的作品主要包括信函、藏文佛教典籍的翻譯、文章和報告。遺憾的是，這些作品中的主要部分已經(jīng)佚失，如翻譯的《中陰得度》(Bar do thos grol)和《佛所行贊》(Buddhacarita)。奧拉濟奧現(xiàn)存的所有作品被L．伯戴克編注出版。[8]奧拉濟奧的報告詳細記錄了西藏的歷史、地理和組織機構(gòu)，并編寫了歷史上的第一部藏文詞典——《藏意詞典》，收錄有35000個詞，于1731年完成，但并沒有馬上出版。在經(jīng)歷了一系列波折后，該詞典最終被托馬斯·賴特(Thomas Latter)在孟加拉購得，[9]隨后由弗里德里?！た死锼沟侔病じ晏鼗舴颉な┝_特 (Friedrich Christian Gotthelf Schroetef)翻譯成英文并以自己的名字于1826年在印度塞蘭坡 (Serampore)出版，定名為《藏語和不丹語詞典》(A Dictionary of the Bhotanta or  Boutan Language)。在兩次游歷西藏的間歇期，奧拉濟奧籌集到購置印刷機的資金，西藏歷史上第一次出現(xiàn)了活字印刷機。由A．范陶齊(A．Fantauzzi)雕刻的藏文活字有兩個系列，一個保存在羅馬的基督教信徒的宣傳部，另一個帶到西藏，被安東尼奧·達·佛羅倫薩(Antonio da Firenze)在拉薩短暫使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圣方濟各會的卡西亞諾·達·馬切拉塔(Cassiano da Macerata，1708—1791)，他撰寫有一部重要的日記(Giornale di fra’Cassiano da Macerata dalla sua partenza da Macerata seguita gli 17 agosto 1738 fino al suo ritorno nel 1756, diviso in due libri,Diary of Fra Cassiano of Macerata since his leaving from Macerata on 17th August 1738 to his return in 1756，in two volumes，《卡西亞諾·達·馬切拉塔日記——從1738年由馬切拉塔起程直至1756年返回》，兩卷本)，該日記由阿爾伯托·麥格納齊(Alberto Magnaghi)于1902年節(jié)選出版，L．伯戴克于 1953年全文出版。這部日記的第二部分除了其他內(nèi)容，還匯集了關(guān)于西藏和尼泊爾的風俗習慣、傳統(tǒng)文化和宗教等大量的信息，遺憾的是已經(jīng)佚失。不過，現(xiàn)存日記的第一部分從地域和人種學的角度來看還是非常有趣，特別是對西藏民風民俗和宗教節(jié)日的準確、精確的描述。另外，卡西亞諾也是奧古斯蒂諾·安東尼奧·喬基(Augustino Antonio Georgi，1711—1797)撰寫《西藏語言和文化的基本要素——供使徒代表團使用》(Alphabeturm Tibetanum Missionum Apostolicarum commodo editum， Basic Elements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and Culture Published for the Use of the  Apostolic Missions)的主要合作者，這部著作于1762年在羅馬出版，是歐洲第一本關(guān)于藏語和藏族文化的手冊。[10]

意大利人的貢獻不單單在語言和文化史的領(lǐng)域，在地理研究方面表現(xiàn)得更為具體。

18世紀初，在北京的耶穌會傳教士參與了中華帝國地理大測量中相關(guān)技術(shù)指導方面的工作。[11]對西藏的第一次調(diào)查在1709—1711年進行，1715—1717年間又重新做了更為精確的調(diào)查。在西藏，為朝廷調(diào)查官員提供幫助的藏族助手，都受過傳教士們的專門訓練。傳教士們熱情地致力于這次在西藏的調(diào)查，其最終成果收錄在1721年出版的《耶穌會圖集》中，通過法國制圖學家金·巴普蒂斯特·博格弄·迪阿維蘭(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1697—1782)，傳教士自己迅速加以宣傳，因此這些情況很快就在歐洲廣為人知。

19世紀西藏的地理勘察更多地集中在西藏影響所及的廣大區(qū)域的極西邊緣，如拉達克和巴爾蒂斯坦。意大利人的科學考察團不少，其興趣在解決重要的地理學、地質(zhì)學和人種學的各種問題。筆者只記得其中一些主要探險家的名字以及他們的探索年代，他們是：奧斯瓦爾多·若熱·迪·庫坦瑟 (Osvaldo Roero di Cortanze，1853—1875年)、羅伯托·勒庫(Roberto Lerco，1890年)、瑪?shù)賮啞ぷ娌祭锔?Mattia Zurbriggen，1892年)、路易吉·阿米德奧·迪·薩沃伊亞(Luigi Amedeo di Savoia)、杜卡·德格里·阿布魯佐(Duca degli Abruzzi，1909年)、馬里奧·皮亞琴察(Mario Piacenza，1913年)、菲利波·德·菲利皮(Filippo De Filippi，1913—1914年)、艾默尼·迪·薩沃伊亞(Aimone di Savoia)、杜卡·迪·斯波勒托(Duca di Spoleto，1929年)，以及喬托·達伊內(nèi)利(Giotto Dainelli，1930年)。

3、20世紀最重要的意大利學者是朱塞佩·圖齊，他開啟了西藏研究的一個新的階段

以往的傳教士，不管他們的研究誠意如何，都是要通過學習西藏文化達到為傳教事業(yè)服務(wù)的目的；而那些地理學家，他們的研究興趣僅僅集中在制圖學或人種學上。圖齊和這些人不同，他把注意力轉(zhuǎn)到西藏文化的各個方面，要研究的就是人類的——我想更確切地說應該是西藏人的——具體經(jīng)驗，從歷史到藝術(shù)，從哲學到宗教，從民俗到物質(zhì)文化。在一本日記中，圖齊說他在西藏感到這個地方“仍然是懸浮于種種新思想洶涌澎湃的世界上的古島，擁有燦爛偉大的文化、與生俱來的藝術(shù)敏感和心性真純慈悲的人民”[12]。

從1928年到1948年，圖齊完成了8項科學任務(wù)，其中6項在西藏西部，另外的2項在西藏中部。他系統(tǒng)地收集資料，予以詳細記錄，從歷史和理論發(fā)展的角度對這些信息進行解釋，研究其可能的來源及影響，并把這些信息放到原來的歷史背景下。此外，他還通過大量的文字和照片忠實地記錄了藏文木刻長條書、梵文手稿、碑刻、廟宇、神龕、鄉(xiāng)村節(jié)日等等。最終，他還攝制了一些電影，其中的一部分現(xiàn)在保存在羅馬的光影電影公司(Istituto Luce)，其余的已經(jīng)不幸遺失。

圖齊收集的文本、圖片和唐卡現(xiàn)保存在羅馬的意大利亞非研究院(IslAO)圖書館和國家東方藝術(shù)博物館，這些資料最近被確認是圖齊所搜集到的。圖齊掌握梵文、古漢語和藏文，著有350多部作品，其中既包括科學著作，也有大眾讀物。通過這些著作，圖齊為推動意大利和西方世界的現(xiàn)代佛學與藏學研究的發(fā)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拓展了意大利和西方世界對于西藏和印藏佛教的了解。在他的作品中，除了大量的論文、編著和翻譯作品，另外兩個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的游記，即7卷本的《印度一西藏》(Indo—Tibetica，羅馬，1932—1941年)和2卷本的《西藏畫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羅馬，1949年)。[13]

4、圖齊于20世紀開創(chuàng)的研究事業(yè)由他的學生一直繼承下來，他們當中值得一提的是馬里奧·卡爾利(Mario Carelli)、盧西亞諾·伯戴克(Luciano Petech)、拉尼埃羅·尼奧利(Raniero Gnoli)、莫里吉奧·塔代伊(Maurizio Taddei)和科拉多·彭薩(Corrado Pensa)

盧西亞諾·伯戴克(1914—2010)主要研究拉達克、尼泊爾、西藏、蒙古和中國(原文如此——譯者注)從中世紀到近代的政治史。他出版了14本專著和100多篇論文，一些作品被翻譯成其他國家的文字在國外出版，其中也包括中文。他最重要的著作有：《十八世紀前期的中原和西藏》(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Histo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Tibet，萊登，1950年，拉薩，1987年)、《1728—1959西藏的貴族與政府》(Aristocracy and Governement in Tibet 1728—1959，羅馬，1973年，北京，2008年)、《中部西藏與蒙古》(Central Tibet and the Mongols，羅馬，1990年，甘肅，2009年)。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他試圖盡可能從一個批判的角度來論證他的資料的可信度，從而避免論述受意識形態(tài)或宗教成見的影響。伯戴克具有非凡的語言知識，除了藏語、梵語、漢語、烏爾都語和歐洲的古典和現(xiàn)代語言，他還掌握阿拉伯語、尼瓦爾語、印地語、蒙古語和日語。

當代意大利印度學和佛學研究的領(lǐng)軍人物是拉尼埃羅·尼奧利(Raniero Gnoli，生于1930年)，其整個學術(shù)生涯主要研究中世紀印度的哲學和宗教流派，特別是克什米爾密宗系統(tǒng)，佛教邏輯一認識論派 (the Buddhist logico-epistemological school)和時輪派(Kālacakra)。拉尼埃羅·尼奧利研究的原創(chuàng)性、嚴密性和廣度使他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有名的梵文學者之一。在他包括20多部專著在內(nèi)的數(shù)量眾多的論著中，值得強調(diào)的是他關(guān)于尼泊爾古普塔字銘文的研究(1956年)，以及編完但未發(fā)表的重要佛教典籍如法稱(Dharmakīrti)的《量釋論自注》(Pramā?avārttikasvav?tti，1960年)，以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Sa?ghabhedavastu，1977—1978年)、《諍事》(Adhikara?avasu)和作為根本說一切有部(Mūlasarvāstivāda)寺院行為準則的《臥具坐具事》(?ayanāsanavastu，1978年)。他還對印度古典哲學的研究和宗教方面的相關(guān)專業(yè)術(shù)語的譯法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使得反映印度文化的基本文本能及時翻譯成西方文字。在他諸多著名的佛教文獻翻譯作品中，我們必須要記住的是龍樹 (Nāgārjuna)的《中論頌》(Madhyamakakārikā，1961年)、圣勇(ārya ?āra)的《本生鬘》(Jātākamālā，1964年)、那若巴(Nāropā)的《真理總攝》(Paramārthasa?graha，1994年)和白蓮尊者(P??darīka)的《最勝不滅智慧成就》(Paramāk?araj?ānasiddhi，1997年)等。[14]

5、如果我們把朱塞佩·圖齊比喻為意大利的現(xiàn)代佛學研究之父，那么現(xiàn)在擔負起繼承意大利的印度—西藏和西藏研究傳統(tǒng)任務(wù)的是他的孫輩，即他的學生的學生

這些人是意大利最近的一代藏學家和佛學家，其中包括克勞迪奧·塞蘇薩(Claudio Cicuzza)、安娜·菲里金希(Anna Filigenzi)、埃爾伯托·羅·布爾(Erberto Lo Bue)、埃琳娜·德·羅西·菲里貝克(Elena De Rossi Filibeck)、安娜·瑪麗亞·夸格里奧蒂(Anna Maria Quagliotti)、吉亞卡米拉·奧羅菲諾(Giacomella Orofino)和法布里奇奧·托里切利(Fabrizio Torricelli)。意大利目前的藏學和佛學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古學、藝術(shù)史、歷史、哲學或文本考據(jù)學等方面的國際研究項目。

在這些項目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項目是“佛教手稿文庫”(Manuscripta Buddhica)，由意大利亞非研究院和那不勒斯大學提出，與漢堡大學亞非學院合作。2008年第1卷的所有系列已經(jīng)出版，其中包括語言文字學的文章和一些手稿的影印件。其他5卷也基本整理完畢，其中的2卷將在2011年和2012年陸續(xù)出版。

羅馬大學埃琳娜·德·羅西·菲里貝克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歷史。她參與了由意大利亞非研究院和維也納大學藏學佛學系通過合作協(xié)議建立的國際項目，1990年出版了《通往岡底斯和拉西的兩部藏文旅行指南)(Two Tibetan Guide Books to Ti se and La phyi)，[15]并參加了斯普意蒂·塔布(喜馬偕爾邦)的一個科學調(diào)查團。從1999年到2003年，她擔任意大利亞非研究院“西藏圖齊文庫”的科學主任。她的著作涉及藏文文本研究的很多方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研究來自塔布寺。自1980年以來，她開始為圖齊西藏文獻編目，其中包含1000多件文本。[16]

吉亞卡米拉·奧羅菲諾來自那不勒斯大學，其研究的主要內(nèi)容是藏族和印一藏文化。在她的研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關(guān)于瑪吉拉卓教法的研究(1987、1995年)，以及對《中陰得度》(1990年)、藏醫(yī)藥 (2000、2011年)、藏族牧民(2003年)和寧瑪派的研究(1998、2002年)等。

關(guān)于佛教時輪最初傳承的研究始于圖齊和卡爾利教授，當代意大利的印藏學家仍在繼續(xù)這方面的研究。自1994年以來，尼奧利(Gnoli)、奧羅菲諾(Orofino)、塞蘇薩(Cicuzza)、蒙薩格拉(Merzagora)和塞弗熱(Sferra)等使用保存在歐洲、尼泊爾和日本相關(guān)圖書館中的珍貴手稿，出版了大量關(guān)于時輪傳承研究的藏文和梵文典籍，比如《灌頂教示》(SekoddeJ?a)、《灌頂教示釋義》(Sekodde?atippanī)、《真理總攝》、《喜金剛廣釋》(Hevajratīkā)、《略續(xù)廣釋》(Laghutantratīkā)、《六支瑜伽》 (Sada?gayoga)、《持德釋》(Gunabharanī)等，以上這些僅僅是其中部分最重要的作品。

作為去年在北京簽署的一個研究項目的一部分，F(xiàn)．塞弗熱和羅鴻正在進行另一項關(guān)于時輪方面的重要研究，對白蓮尊者的《勝義近事論》(Paramārthasevā)全文進行修訂和英文翻譯。該成果預計在 2011年底或2012年初和大家見面。

關(guān)于時輪最初傳承的研究項目可以進一步擴大，目前隨著其他兩三位學者的加盟，其余未出版的作品也將很快出版。待這些作品出版后，我們就可以著手對這些研究成果進行歷史和理論方面的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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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意大利原文為：“In questo mondo le forze che dividono sono più attive e tenaci di quelle che uniscono：I’uomoè  più facile a negare che ad affermare，a vivere soddiSfatto delle sue idee che a prestare ascolto a quelle degli altri.Conviene dunque ricordare quelle persone e quegli avvenimenti che，traverso i secoli，hanno cooperato ad avvicinare due delle più grandi civiltà che siano al mondo：Europa ed Asia，l'una confinante con I’altra e tutte e due così legate che le vicende dell’una hanno influito sulla storia dell’ altra[．．．]．Parlerò di uomini，s'intende italiani e di avvenimenti guidati dall’Italia，non già perché io pensi che la storia sia I’opera di un solo popolo e che tutto quello che accade nel mondo sia dovuto all’ardimento o all’ingegno di una sola gente eletta；  ma piuttosto perché dopo le grandi imprese coloniali e la prepotente espansione dell’Europa in tanta parte del moado，e soprattutto in Asia，scmbra che sia stata del tutto dimenticata la parte avuta dall’Italia，sia nello svelare i misteti dell’Oriente，sia nel diffondere in quelle terre il pensiero e I'arte dell’Occidente．[．．．]Tanto più conviene farlo perché non si tratta di conquiste avventurose e rapaci，  ma di un generoso ed illuminato scambio  di cultura，  confortato da un vivo senso di umana comprensione” (Italia e Oriente，Ⅱ Nuovo Ramusio I，IsIAO，Roma 2005[first edition，Milano 1949]，pp.13—14)．參見《意大利與東方》(Italia e Oriente)，新拉莫西奧，意大利亞非研究院，羅馬，2005年(米蘭，1949年第l版)，第13—14頁。

[2]也可參見杰拉多．尼奧利(Gherardo Gnoli)的《東方游記》(Le Marche e l’Orience)，會議主席演講錄2，意大利亞非研究院，羅馬，2010年。

[3]參見伯托爾德·勞弗爾(BerthOld Laufer)：《波登隆埃的鄂多立克到過西藏嗎》  (Was Odoric of Pordenone ever in Tibet)， 《通報》1914年第15期，第405—418頁。

[4]關(guān)于伊波利托·德西德里，見恩佐·瓜迪埃羅．巴吉亞齊(Gualtiero Bargiacchi)：《伊波利托·德西德里的發(fā)現(xiàn)西藏和佛教之旅》(Ippolito  Desideri S．J．a(chǎn)lla scoperta del Tibet e del buddhismo)，皮斯托亞，2006年；恩佐，瓜迪埃羅。巴吉亞齊：《伊波利托·德西德里游記及參考書目》(Ippolito Desideri S.J.:Opere e bibliografia)，羅馬，2007年；西爾維婭·卡斯特羅·潘蒂(Silvia Castello Panti)：《伊波利托·德西德里與西藏》(Ippolito Desideri e il Tibet)，皮斯托亞，1984年；奧古斯都·盧克(Augusto Luca)：《未知的西藏：伊波利托·德西德里不平凡的歷程》(Nel Tibet Ignoto.Lostraordinario viaggio di lppolito Desideri)，博洛尼亞， 1987年；羅伯特·特倫特·波普倫(Robert Trent Pomplun)：《耶穌會在世界屋脊：伊波利托·德西德里的西藏代表團》(Esuit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Ippolito Desideri’s Mission，to Tibet)，牛津大學出版社，牛津—紐約，2010年；又見菲利波·德．菲利皮 (Filippo De Filippi)：《西藏行記：皮斯托亞的伊波利托·德西德里1712年至1727年的游記》(An Account of Tibet:The Travels of Ippolito  Desideri of Pistoia，S．J.，1712—1727)，喬治若托齊父子有限公司(“百老匯旅行者”)，倫敦，1932年，以及由喬治·阿伯蒂 (Giorgio Abetti)對該著的校訂：《伊波利托·德西德里神父從皮斯托亞的旅行》(I viaggi di Padre Ippolito  Desideri da Pistoia)，見《民族》(La Nazione)1932年4月26日，第3頁。

[5]盧西亞諾·伯戴克(Luciano Petch)：《赴西藏和尼泊爾的意大利傳教士文獻》(I Missionari italiani nel Tibet e nel Nepal)，羅馬，1952—1957年(其中收錄的文獻相當豐富)；又見約瑟夫·托斯卡諾(Giuseppe Toscano S．X．)：《伊波利托·德西德里西藏行記》(Opere Tibetane di Ippolito Desideri S．J．)，4卷，意大利中遠東研究所，羅馬，1981、1982、1984、1989年。

[6]柳納德·茨衛(wèi)林(Leonard Zwilling)編：《赴西藏代表團：十八世紀伊波利托．德西德里神父不平凡的旅行)(Mission to Tibet：The Extraordinary Eighteenth-Century Account of Father lppolito Desideri S．J)，由邁克爾斯威特譯，波士頓：智慧出版物，2010年；又見恩佐·瓜迪埃羅·巴吉亞齊：《伊波利托·德西德里神父關(guān)于當?shù)貧v史和對外關(guān)系的報告》(La’Relazione’di lppolito Desideri fra  storia locale e vicende internazionali)，見《當?shù)貧v史：皮斯托亞的書籍及現(xiàn)當代文化》(2003年2月)(Storia locale；quaderni pistoiesi di cultura moderna e contemporanea)，第4—103頁。

[7]關(guān)于奧拉濟奧，請參見埃琳娜·德·羅西·菲里貝克(Elena De Rossi Filibeck)：“弗朗西斯·奧拉濟奧·德拉·彭納” (Francesco Orazio della Penna)，見《意大利傳記辭典》(Diz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ltaliani)，意大利圖熱卡尼百科全書研究所，羅馬；E．R．哈姆貝(Hambye)：《弗朗西斯·奧拉濟奧·德拉·彭納·迪．比利[原文如此]》(Francois-Horace della Penna di Billi [sic]，見《教會的歷史和地理辭典》(Dictionnaire d’histoire et de géographie ecclésiastiques)第18冊，巴黎，1977年，第802—805頁；加利斯托·烏班內(nèi)利(Callisto Urbanelli)：《馬爾凱的嘉布遣故事》(Storia dei cappuccini delle Marche)，安科納，1978年，意大利印蒂瑟姆百科全書，第15冊，SV。

[8] L·伯戴克：《赴西藏和尼泊爾的意大利傳教士文獻》，羅馬，1952—1957年，第2卷，第1、3部分。

[9]托馬斯·賴特(Thomas Latter，1817—1853)是緬甸卑謬的第67任孟加拉土著步兵副專員，出版有涉及多個地方和區(qū)域的筆記和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緬甸語法》(倫敦和加爾各答，1845年)(http：／／www．wmcarey.edu／carey／bib／works_languages．htm，網(wǎng)站咨詢，2011年10月4日；又見http：／／www．a(chǎn)irgale．com．a(chǎn)u／individuals／i1557．htm#i33548)

[10]關(guān)于卡西亞諾·達·馬切拉塔的更多資料，請參見馬里卡·米拉內(nèi)西(Marica Milanesi)：“卡西亞諾·達·馬切拉塔”，見《意大利傳記辭典》(Diz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ltaliani)，第21卷，意大利圖熱卡尼百科全書研究所，羅馬，1978年。

[11]關(guān)于在西藏的耶穌會士，參見庫尼留斯·威賽爾斯(Cornelius Wessels)：《早期中亞地區(qū)的耶穌會會士(1603—1721)》(Early Jesuit Trayellers in Central Asia 1603—1721)，海牙，1921年。

[12]“[U]n’isola antlca galleggiante sul mondo sconquassato dalle idee nuove．Un’isola di grande cultura，di una sensibilità artistica innata，di umanità delicatissima”，見《拉薩及其外圍》(A Lhasa e oltre)，羅馬：牛頓，1996年(羅馬，1950年第1版)，第116頁；《雪域西藏》(Tibet：Land of Snows)，埃列克書籍，倫敦，1967年，第14頁。

[13]關(guān)于朱塞佩·圖齊，請參烏瑞·格薩(UrayGéza)：“朱塞佩·圖齊(1894—1984)”，見《東方科學院學報》(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1985年第39期，第2—3、361—368頁；G．尼奧利(Gherardo Gnoli)：“朱塞佩．圖齊(1894一t984)”，見  (東方與西方)(East and West)，1984年第34期，第1—2、11—2l頁；R．尼奧利(Gherardo Gnoli)：《回憶朱塞佩·圖齊：由盧西亞諾·伯戴克、法比奧·夏勒皮、喬瓦那·高路皮·瓦拉奧里的貢獻談起》(Ricordo di Giuseppc Tucci.Con contributi di Luciano Petech，  Fabio Scialpi，Giovanna Galluppi Vallauri)，意大利中遠東研究所，羅馬LV，1985年；科拉多·彭薩(Corrado Pensa)：“從朱塞佩·圖齊的角度看西方和東方的宗教”(L’Occidente e le religioni orientali nella prospettiva di Giuseppe Tucci)，見《波羅蜜多：佛教論文》 (Paramita：Quaderni di Buddhismo)，1985年第16期，第19—25頁；盧西亞諾·伯戴克：“朱塞佩·圖齊(1894—1984)”，見《國際佛學研究協(xié)會會刊》(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1984年7月第2期，第137—142頁；弗朗切斯科·塞弗熱(Francesco Sferra)：“朱塞佩·圖齊的‘思想”’(The‘Thought’Of Giuseppe Tucci)，見安杰洛·安德烈·迪·卡斯特羅(Angelo Andrea Di Castro)和大衛(wèi)．坦普爾曼(David Templeman)合編：《朱塞佩·圖齊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ln- 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iuseppe Tucci)，墨爾本，2010年9月25日至27日舉行。

[14]他的完整的科學著作目錄在“拉尼埃羅·尼奧利參考書目”中可以看到，該“參考書目”出版于2001年，附于紀念他本人的論文集里。見拉法埃利·托熱拉(Raffaele Torella)主編的《碑刻》(Le parole e i marmi)，其中收集有尼奧利所有的著名論文，羅馬東方系列，XCII．1—2，意大利亞非研究院，羅馬，卷1，2001年，第17—20頁。

[15] 《西藏歷史紀念館》(Monumenta Tibetica Historica)，第1部第4列，波恩VGH科學出版社，1988年。

[16]埃琳娜·德·羅西·菲里貝克：《意大利中遠東研究所圖書館圖齊藏文文庫目錄》(Catalogue of the Tucci Tibetan Fund in the library of IsMEO，)羅馬，1994年，第l卷；《意大利亞非研究院圖書館圖齊藏文文庫目錄》(Catalogue of the Tucci Tibetan Fund in the IsIAO Library)，羅馬，2003年，第2卷。

（本文作者：弗朗切斯科·塞弗熱，選自《中國藏學》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