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收藏的藏傳佛教文物積皇家數(shù)百年之精華，無論是在數(shù)量、品質、類別等各方面均居全國各大博物館之前列，迄今保存完整的清宮藏傳佛教佛堂更是國內博物館所僅見。這些文物按照材質和題材分散在多個業(yè)務部門的庫房中，下面主要按文物類別加以介紹。

故宮藏傳佛教文物可以分為以下四類：造像、唐卡、祭法器以及圖書檔案。造像、唐卡和祭法器主要收藏于宮廷部、古器物部和古書畫部，圖書檔案保存在圖書館、宮廷部和古書畫部。宮廷部宗教科的原狀佛堂中陳設著各種佛教法物約2萬件，文物庫房中單獨收藏的銅造像有8600余件，祭法器7000余件，主要為清宮舊藏。古器物部雕塑科收藏的銅、木質及擦擦類造像約600件，其中部分為1956年故宮博物院所收藏。古器物部工藝科、陶瓷科還保存了一些珠石、金銀、瓷質的佛像、祭法器，以清宮舊藏為主。唐卡由宮廷部宗教科、織繡科和古書畫部收藏，宗教科的唐卡主要掛供于原狀佛堂中，織繡科主要收藏織繡類唐卡，古書畫部單獨收藏的唐卡約有1700件。大多數(shù)圖書檔案收藏于故宮圖書館，少量在宮廷部的原狀佛堂和書畫部的庫房中。圖書館收藏的非漢語佛經28280冊，其中藏文佛經369部，蒙文佛經265部，滿文（包括多語言合璧）佛經25部。

造像以銅質為主，兼有泥質、瓷質、玉石質、鐵質、金銀質等。這些造像的時代早起7世紀，晚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產地包括今天環(huán)喜馬拉雅大部分地區(qū)，如古代西北印度的斯瓦特、克什米爾地區(qū)、中印度恒河流域及東北印度地區(qū)以及東部的尼泊爾等，我國的西藏地區(qū)（藏西、衛(wèi)藏），還有蒙古高原地區(qū)，即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和我國的內蒙古地區(qū)，北京及周邊地區(qū)為代表的漢地藏傳佛教區(qū)。宮廷造像以明代宮廷（以永樂、宣德時期為代表）和清代宮廷（以乾隆時期為主）的造像為主，在數(shù)量和質量上均居國內收藏之前列。

按照《大清會典》的規(guī)定，蒙藏“藩部”僧俗須定期來北京進貢，每逢帝后壽忌日辰、年節(jié)慶典還須專門進獻“丹書克”（賀禮）。遇有大活佛圓寂、轉世、坐床，世俗大貴族去世、升遷或世襲也要向皇帝報告并獻上禮物。傳統(tǒng)貢品無非是佛像（包括造像與繪畫）、佛塔、舍利等法物。此外，文獻記載和實物證實，元明清三朝宮廷中均有鑄塑佛教造像的活動，尤其是清代宮廷造像數(shù)量龐大。乾隆初年，三世章嘉若必多吉奉旨對清宮所藏的佛教造像進行清理和分類，并以滿漢文書寫黃條（即黃色紙條），說明造像的質地、尊名、年代、進貢者。此后宮中收藏的所有造像均系有這種黃條，成為宮藏佛教造像的特色之一。根據這些黃條，我們可以確認，造像中很大一部分是由達賴和班禪為代表的西藏僧俗上層、哲布尊丹巴等喀爾喀蒙古各部僧俗上層以及章嘉國師為代表的內蒙古、甘青地區(qū)以及駐京喇嘛所貢。

故宮收藏的唐卡與造像的情況大致相同，可以分為蒙藏進貢、宮廷制作兩大類，但年代較為單一，大部分是清代乾隆時期，部分晚到嘉慶時期。這與清代宮廷對唐卡的使用有關系。清宮唐卡以乾隆時期最為豐富，也最有特色。宮廷唐卡有自己的獨創(chuàng)，也有對西藏唐卡的仿畫或題材的承襲。另一方面，清宮造辦處在唐卡繪畫上有自己的創(chuàng)新之處，如引進多民族畫師和西洋畫師的繪畫技法進行創(chuàng)作，利用各種精美的紡織品材料作為繪畫媒質和裝飾材料，運用中國的礦物、植物顏料和進口的西洋顏料增加色彩的豐富性，采用不同的工藝創(chuàng)作各種形式的唐卡，如織繡、緙絲、墨拓、彩繪等。由于有駐京高級喇嘛的悉心指導，駐京畫佛像喇嘛和優(yōu)秀宮廷畫師的合作，宮廷唐卡繪畫以形式多樣、畫工精美、裝裱華麗、裝飾精良、儀軌嚴謹、圖像準確而獨具特色。著名的有乾隆帝佛妝像、三世章嘉像、六世班禪畫像、墨拓過去七佛、墨拓娑羅樹等。

故宮還收藏了很多與蒙藏民族歷史事件相關的題材繪畫，也值得關注。著名的有傳為唐代閻立本繪畫的“步輦圖”，清代乾隆御題“平定兩金川得勝圖”繪本、銅版印本，為紀念土爾扈特部回歸清朝在承德外八廟普陀宗乘之廟舉行開光儀式而創(chuàng)作的“萬法歸一圖”等。

祭法器仍以西藏進貢和宮廷制作為主，種類繁多，或用于儀軌中，或僅用于供奉，也稱為供器。祭法器中常見的有七珍、八寶、五供、鈴杵、嘎布拉鼓、嘎布拉碗、脛骨號、奔巴瓶、曼扎、海螺、舍利等。宮廷祭法器多為皇家佛堂陳設而生產，具有系統(tǒng)完整、材質精良、裝飾華貴的特點，如妙吉祥大寶樓以六品（般若品、功行品、德行品、瑜伽品、無上瑜伽品）陳設為特點，其法器供奉也與之配套，系統(tǒng)完整，具有宮廷特色。

如果要考察清宮藏傳佛教造像、唐卡和祭法器綜合使用狀況及其反映的宗教思想，清宮佛堂原狀是極為重要的研究對象。故宮現(xiàn)存基本完整的佛堂有9處，如中正殿一區(qū)的雨華閣、梵宗樓、寶華殿，慈寧花園一區(qū)的咸若館、吉云樓、臨溪亭，寧壽宮一區(qū)的養(yǎng)性殿西暖閣內佛堂、梵華樓。還有單獨的養(yǎng)心殿西暖閣內佛堂。這些佛堂基本上保持了清乾隆時期的內部陳設原始狀態(tài)，對于我們探討清宮藏傳佛教的歷史原貌有重要的價值。

傳統(tǒng)上，佛經是一種兼有唪誦和供奉功能的佛教法物，對其進行編纂、刊印和抄寫的活動，不僅為佛教法事活動之所必需，更為信眾積累功德的方法之一。清代宮廷中抄寫和刊印的佛經數(shù)量驚人。這其中既有卷帙龐大的大藏經，也有各種單部寫經，其中包括數(shù)量眾多的御筆寫經。如康熙八年以明代宮廷抄寫的藏文《大藏經》為底本，抄寫了《龍藏經》一部108函，乾隆在此基礎上，反復抄寫了四部。現(xiàn)僅存一部，除其中12函保存在臺北故宮外，其余96函均保存于故宮圖書館。經書抄寫裝潢之精良，世所罕見。另外，清代是多民族共和共融的時代，宮廷編書以多民族語言對照的文獻最為豐富，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佛教經典如《大乘首楞嚴經》《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白傘蓋儀軌經》（六世班禪奉乾隆御旨編纂）、《御制大云輪請雨經》《御制大悲心懺法儀軌經》《五譯合璧集要》等均為滿蒙漢藏四體對照本，流傳頗廣，為學界所耳熟能詳。

對于藏文經典的翻譯和抄寫，清宮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故宮收藏的一部約繪寫于乾隆晚期的漢藏對照本有關修習喜金剛妙用定的圖書，是鮮為人知的海內外孤本。根據其漢譯本的語言特點可以將其翻譯時間追溯至13世紀后期，可能是在元代進入宮廷，明朝內府仍奉為秘寶繼續(xù)傳抄，深藏宮中。現(xiàn)存清宮抄本的畫風仍保留了明代風格，可能就是在明內府抄本基礎上的重抄本。此瑜伽修行之法出自薩迦五祖之一扎巴堅贊的傳承，長期以來在宮廷中秘密流傳，不為外人所知，此書是唯一的見證。另外，新近發(fā)現(xiàn)的一部藏滿漢三體對照的噶當祖師傳記，是目前所知唯一一部內府翻譯和刊印的藏傳佛教祖師傳記題材的作品。

另外，故宮圖書館還保存了一部分清宮檔案，主要是紫禁城各宮殿陳設檔。其中又包括各佛堂陳設檔。這些資料目前正在整理中。2005年，在整理1923年紫禁城中正殿火場殘留物時，發(fā)現(xiàn)了一批與中正殿一區(qū)有關的檔案資料。中正殿是專供清帝使用的藏傳佛教佛堂區(qū)，分布著大小佛堂10余座，地位非同一般。這批檔案時代從乾隆八年至道光時期，所記佛事早至康熙二十年，晚至咸豐時期。檔案類別有《香檔》《庫貯檔》《陳設檔》《奏底》《雜錄》等，內容十分豐富，其學術價值之重要性不言而喻。

還有一些非佛教文獻也值得重視，如明成祖的御制文集，清代皇帝的御制詩文集以及清代從順治到光緒朝刪定的《理藩院則例》都包含了大量有關西藏的文獻。此外，清代宮廷對字書的編纂最勤，也最有成果。如清宮抄本《華夷譯語》中不僅包括“西番譯語”和“川番譯語”兩類，且所收錄的四川藏語方言是各種版本中最為豐富者。再如《五體清文鑒》（滿、蒙、漢、藏、維吾爾文）、《西藏同文志》（滿、蒙、漢、藏、維吾爾文）、《四體合璧清文鑒》（滿、蒙、漢、藏文），還有一部未有定名的滿、蒙、藏、嘉絨語對照字書，存本極少，尚為學術界研究的空白。目前故宮圖書館民族文獻和佛教部分尚在最后整理完成中，期待不久會有更為詳細的藏書目錄和相關資料向學界開放。

（作者：羅文華，文章名《故宮博物院所藏藏傳佛教文物概述》，原載《中國藏學》2010年第1期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