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傳佛教是一種把佛教與藏族古代文明逐步融為一體的宗教，屬于佛教范疇，是無庸置疑的。宗教本身是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產(chǎn)物，在廣大的藏族地區(qū)形成具有獨特風格的佛教——藏傳佛教，主要受藏族社會發(fā)展的具體條件所制約。佛教傳入西藏后，隨著藏族社會的發(fā)展而傳播、變化，發(fā)展，慢慢滲透到每個角落，成為一種藏族化了的宗教。藏傳佛教較之于通稱的佛教，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相異的一面。活佛轉世制便是藏傳佛教所獨具的一大特色，為一般佛教其它諸教派所沒有。有些學者認為這種制度就是藏傳佛教之根基。便把藏傳佛教干脆稱之為“喇嘛教”。雖然這種觀點本末倒置，夸大其詞,然而也抓住了藏傳佛教具有的特色，不無道理。區(qū)分佛教與其它宗教之分水嶺，就是看是否皈依“佛、法、僧三寶”，皈依“三寶”者為佛教徒，反之就不是佛教徒。這一點是佛家區(qū)分佛教與其它宗教之標準，已為眾所周知，無需多談。

活佛轉世制是藏傳佛教獨創(chuàng)的制度，大體上已被藏傳佛教諸教派所接受，并作為確定宗教或著“政教合一”領袖來源的重要途徑之一。這種制度之所以產(chǎn)生，不僅受有藏族社會獨特的社會形態(tài)的影響，而且亦為藏族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水平所制約。從理論上看，這種制度是對一般佛教理論的發(fā)揮，可以從佛教理論中找到它的根源。可以說：活佛轉世制是佛教理論在藏族社會中具體運用的結果。從歷史的觀點看，活佛轉世制曾有過某些積極的意義，它對藏族社會的發(fā)展，對完成國家統(tǒng)一大業(yè)，曾起過不可磨滅的作用。但是，我們只能在我們所處時代的條件下對它進行分析，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么程度，我們便只能認識到什么程度。

公元八六七年，藏族地區(qū)發(fā)生了藏族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奴隸起義。這次起義直接摧毀了吐蕃王朝政權的根基，使贊普·聶赤開創(chuàng)的王業(yè)土崩瓦解。各地的奴隸主趁機紛紛發(fā)展自理的勢力，利用各自掌握的權力各據(jù)一方，形成了藏區(qū)割據(jù)的局面。隨著西藏歷史的發(fā)展，藏族社會開始走向封建農(nóng)奴制社會，那些昔日的奴隸主割據(jù)勢力慢慢轉變成封建割據(jù)勢力。社會的變革帶來了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各地封建割據(jù)勢力為了日益擴大各自的地位，鞏固各自的權力，利用正在發(fā)展的佛教，同佛教僧團結成神圣同盟，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制度。新興的封建貴族積極扶植僧團，資助大批僧人赴印度學習佛學。這些僧人學業(yè)結束之后，在農(nóng)業(yè)發(fā)展、人口稠密的地區(qū)建立寺院，并在封建貴族們的支持和捐贈下，獲得生產(chǎn)資料，掌管大片的良田、牧場。在封建貴族勢力的扶植下，各僧團的勢力范圍在不斷擴大，甚至喧賓奪主，接二連三地登上了政治舞臺。這為各種藏傳佛教教派的誕生打下了雄厚的社會和物質(zhì)基礎，也給活佛轉世制提供了適合生長的土壤。可以說：“偉大的歷史變革帶來了宗教的變化”。①

活佛轉世制是從佛教的“輪回轉世”理論中衍生出來的，并非憑空捏造。在浩瀚無垠的佛經(jīng)中可以找到它的根據(jù)。釋迦牟尼生前曾多次給他的弟子們講述過他前生的故事。藏傳佛教僧團僅不過是以佛家的“輪回轉世”說為依據(jù)，以釋迦牟尼的前生故事為楷模，加以具體運用和發(fā)揮而已。讓我們看看昔時釋迦牟尼講述的關于他前生的故事吧，從中我們可以找到一些線索。如：“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久遠世時，于雪山下，有二頭鳥，同共一身，在于彼住。一頭名曰迦嘍嗏鳥，一名曰優(yōu)波迦嘍嗏鳥’。……佛告諸比丘：‘汝等若有心疑，彼時迦嘍嗏鳥，食美華者，莫作異見，即我身是。彼時優(yōu)波迦嘍嗏鳥，食毒華者，即此提婆達多是也’。”②又如：“昔有菩薩身為鹿王，厥身高大，身毛五色。……佛告諸比丘，時鹿王者，是吾身也。國王者，舍利弗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③再如：“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野貓，今梅比丘是也。時雞者，我身是也。昔者相迂，今亦如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④佛經(jīng)中關于前生之論述不勝枚舉。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藏傳佛教采用活沸轉世制之前，也是把前代某某高僧追認為某某高僧之前生。而且當活佛轉世在最初出現(xiàn)時，很像佛講述前生的情景。從這點上，我們很容易看到活佛轉世制在很大的程度上所受“佛本生傳”等經(jīng)典的影響。藏傳佛教的噶舉派根據(jù)本教派的需要，首先采用轉世的方法，給本教派領袖的繼承問題披上了一件神圣的外衣。此后，藏傳佛教諸派亦予以采用。活佛轉世制“最早是由噶舉派的噶瑪噶舉創(chuàng)始的。噶瑪噶舉的首領噶瑪巴喜(1204—1283年)于1253年在絨域色堆地方見過忽必烈，1256年，又在喀喇和林見了元憲宗蒙哥，蒙哥賜他金邊黑帽一頂，后世稱為噶瑪黑帽派。噶瑪巴喜后來回到西藏，于1283年(元世祖至正二十年)，死于粗布寺。據(jù)藏文史料載稱：噶瑪巴喜死后，于1284年‘轉世’，名昂迥多吉 (1284—1339年)，成為噶瑪黑帽派的第二世。從此，喇嘛教才建立了‘轉世’相承的制度。⑤傳統(tǒng)上把昂迥多吉當作噶瑪黑帽派世系的第三代活佛，把巴喜當作第二代活佛，把都松勤巴認作第一代活佛。然爾，“巴喜圓寂時，傳于弟子朱妥·鄔堅巴并為他授記說：‘遠方拉堆方面，必出一名繼承黑帽法統(tǒng)的人，在他未來以前，汝當作為佛的代理！’遂把金緣黑帽加在鄔堅巴頭頂上，旋即示寂。不久他轉生在拉堆地方，是米拉降生的故鄉(xiāng)，此人就是第三世昂迥多吉(自然金剛)。⑥“雖然傳說都松勤巴曾戴黑帽，后遂稱為黑帽派，然而實際是在巴喜時才受元帝賜與職官的黑帽，從此以后，歷代轉世大德始有黑帽系之稱。”⑦“噶瑪黑帽系的巴喜是邦扎巴的弟子，有人說他是都松勤巴轉世的說法，卻沒有什么史實根據(jù)。但是噶瑪派計算世系時，卻以巴喜為二世。”⑧藏傳佛教諸教派幾乎都把教派的鼻祖或名僧認作是印度某某大師之化身，傳說如此，卻沒有什么根據(jù)。即使如此，這些說法也不會同佛教的“輪回轉世”理論相抵觸。佛教認為所有的人及有生命的動物皆是前生之化身，故這種傳說同“輪回轉世”理論是一致的。與此有關的許多傳說只包含著一個目的，即標榜本派所傳的教義純正而已。這種做法不僅為藏傳佛教各教派所采用，而且世俗世襲領主們也把自己的祖先追作贊普之族或某著名大臣。我們翻開貴族家譜就會看到這種情景。噶舉派把都松勤巴說成：“最初是往昔龍樹的弟子名扎連阿朗嘎；次為措杰(海生)的弟子噶瑪菩提；次為法王赤松德贊的大臣阿闌黎蓮花生為他灌頂，獲得馬頭金剛成就者嘉哇卻央(勝音)；后來成為善知博垛哇大師，博垛哇逝世后轉生即是此師都松勤巴。”⑨

藏傳佛教諸派中，噶舉派普遍采用活佛轉世制，薩迦派一方面保持本派傳統(tǒng)的世襲傳承制，但這只限于薩迦法王家族，另一方面對其它高僧的傳承逐漸采用活佛轉世制；寧瑪派大體上采用活佛轉世制；格魯派則采用兩套傳承制，即對本派之祖師宗喀巴的傳承采用甘丹法王制，而這種法王制的基礎是對一般僧人的升級考取格西制，同時又采用活佛轉世制。為此，可以說藏傳佛教大體上接受了活佛轉世制。由于采用活佛轉世制，幾乎每個著名的高僧都有轉世靈童，新的活佛如雨后春筍般地增多，只有個別高僧及活佛沒有轉世。到清朝時期，“西藏本部達較喇嘛所屬之大活佛二十九名，小活佛九十一名。”⑩

當我們對活佛轉世制在西藏歷史上的作用進行評價時，絕不能拿現(xiàn)代社會突飛猛進的要求作標準，而要看它是否對當時西藏社會的發(fā)展起過什么作用。“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jù)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xiàn)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jù)他們的前輩提供新的東西。” ?活佛轉世制這種以人形的權力轉換，披著一件超凡的神圣外套，對西藏這塊幾乎全民信仰宗教、普遍承認“輪回轉世”理論的地方，起過“超人”統(tǒng)治的作用。自元朝時期，西藏歸入祖國大家庭以來，“轉世”活佛們逐漸成為歷屆中央政府行使主權，安定邊域，維護國家統(tǒng)一的有力助手。特別是在清朝時期，“轉世”活佛們對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西藏，鞏固邊防，使藏蒙地區(qū)長治久安起過不可低估的積極作用。

十三世紀初葉，封建制度已初步在西藏地區(qū)確立，元朝扶植薩迦地方政權，分封十三萬戶，治理西藏。隨著元朝的滅亡，薩迦地方政權失去了生存的動力，逐漸衰落。明朝時期，帕竹·降曲堅參建立的政權取代薩迦政權，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對有功于帕竹政權的貴族分封莊園，創(chuàng)立“十三條法律”，整修和新建宗，分十七個宗來治理，封建農(nóng)奴制經(jīng)濟獲得了發(fā)展，農(nóng)副牧業(yè)生產(chǎn)空前發(fā)展，初步完善了封建農(nóng)奴制。在這樣大好的局勢下，格魯派作為新興的教派登上了西藏歷史舞臺。格魯派的祖師宗喀巴針對當時其它教派的上層僧人嚴犯戒律，追逐利祿，積聚巨財，腐化墮落的局面，撰寫了《抉擇別解脫戒海心要攝頌》，并以此作為整頓的綱領，進行了宗教上的“撥亂反正”，改變了以往佛教界“頹廢莠靡之風”，不僅得到了廣大僧眾的擁護，而且贏得了廣大人民的擁護。此后，格魯派勢力不斷增強，很快成為長期在西藏占統(tǒng)治地位的教派。

在蒙族勢力的支持下，格魯派終于奪得了政權。固始汗占領西藏，噶瑪政權的統(tǒng)治垮臺。固始汗擁立五世達賴喇嘛建立噶丹頗章政權，從此格魯派正式登上了西藏政治舞臺，施行了“政教合一”的制度。五世達賴喇嘛得到政權后，推行在全藏征取稅收、建立“宗、谿”制度和統(tǒng)一的差役烏拉等措施，大力加強了西藏封建農(nóng)奴制，使之達到了鼎盛時期。當時，西藏封建經(jīng)濟得到前所未有的發(fā)展，人民安居樂業(yè)。清朝中央非常清楚地認識到，要治理藏蒙兩地，只有依賴勢力日益壯大的格魯派。順治皇帝冊封達賴喇嘛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從此，正式確定了達賴喇嘛在西藏政治上的地位。乾隆皇帝認為扶植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不僅對治理西藏，而且對治理諸蒙古勢力有著深遠的戰(zhàn)略意義，曾說：“蓋中外黃教總司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 ?為此，清朝中央極力扶植、保護、提高這兩個活佛體系，希望借助他們的威望和他們在藏蒙廣大信徒心目中的地位，使國家安寧，維護統(tǒng)一。“蒙古素崇拜佛教，有達賴之名皆皈向之，……”?清朝一貫執(zhí)行興黃教以求安定的戰(zhàn)略性政策，朝廷冊封的活佛大都是格魯派的諸活佛。這些活沸對當時社會的安定，國家的統(tǒng)一確實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同時，清廷也清楚地看到了活佛轉世的一這弊端，于是創(chuàng)立了“金瓶掣簽”制度，以便控制這一有利的位置。總之，在西藏歷史上活佛轉世制度曾起過一些積極的作用。

但是，任何事物都決不會違背“產(chǎn)生，發(fā)展、滅亡”之事物發(fā)展規(guī)律，活佛轉世制也不例外。“非常明顯，隨著每一次社會制度的巨大歷史變革，人們的觀點和觀念也會發(fā)生變革，這就是說，人們的宗教觀念也要發(fā)生變革。” ?隨著西藏歷史的巨大變革，人們的觀念必將發(fā)生巨大的變化。活佛轉世制在重大的社會變革面前，也將或者改變其生存方式，或者消失。因為，當西藏社會發(fā)展需要這一制度時，它便會應運而生，并有發(fā)展，而當西藏社會變革不需要這一制度時，它將離開歷史舞臺。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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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恩格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656頁。

②《佛本行集經(jīng)》第59頁。

③《六度集經(jīng)》第18頁。

④《生經(jīng)》中之“佛說野雞經(jīng)”。

⑤牙含章：《達賴喇嘛傳》第17頁。

⑥《土觀宗教源流》漢文版第65頁。

⑦《土觀宗教源流》漢文版第64頁。

⑧《土觀宗教源流》漢文版第64頁。

⑨《青史》漢文版第310頁。

⑩《關于蒙、藏、漢等地區(qū)轉世諸活佛登記名冊》。一八一四年。

?列寧《評經(jīng)濟浪漫主義》(1897年春)。《列寧全集》第2卷，第150頁。

?《清實錄·藏族史料》第七集，第3552頁。

?《皇朝藩部要略》卷17、13頁。

?恩格斯《馬恩選集》第三卷393—394頁。